不要高看奥运对日本的约束力

日本申奥成功，部分中国人很失落，但也有一部分中国人似乎松了一口气：奥运会对国际形象的重视，将把日本的手脚捆上几年，这将缓解中日危机。这是一种天真的鸵鸟论调。

从1936年柏林展示纳粹式“意志的胜利”，到1964年东京试图证明非战的日本才是“真实的日本”，再到历年来各种各样的“抵制”，奥运会从来都是国际政治的竞技场——尽管反对“奥运政治化”一贯是“口水政治”最为正确的说法。

不可否认奥运会对于一个国家的形象提升，有着相当积极的拉动作用，它也因此成为各种作秀的舞台：或为了展现自信，或为了掩饰自卑，甚至，干脆为了掩护即将到来的亮剑——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一年后，欧洲就成了德国坦克的竞技场。

成熟而油滑的体育政治，向来讲求口号与行动的分裂，这本来亦是国际政治的常态，日本人则一贯是个中高手。1930年东京举办的第九届远东奥运会在日本的鼓励下，印度代表团就高举着独立运动的旗帜;1934年，日本还试图邀请多个欧洲国家的亚洲殖民地，参加在马尼拉举行的第十届远东运动会。体育场，成为日本争夺西方霸权的战场。1940年东京奥运被喊停，背后给力的，绝非是日军铁蹄下的中国向奥委会提出的抗议，而是日本军方觉得这种“奥运秀”实在已无意义，尽管日本外交机构很看重其遮羞布功能，但对于已经不在乎遮羞的皇军来说，那片布头是多余的，不如拿来擦枪。

此次申奥成功当日，日本首相安倍在接受NHK采访时，居然没有忘记谈谈与奥运毫无关联的钓鱼岛，展示下日本人的亮剑精神。而《产经新闻》则体现了讲政治的自觉，它提醒日本国民，不要忘记1964年东京奥运会期间，中国“趁机”进行了首次核试验，如今中国在钓鱼岛投入无人机，则是恐吓手段的与时俱进。

这本来就是一个泛政治化的世界。千万不要高看奥运对日本的约束力，当年更有约束力、也更有关乎“面子”的国际法，日本人采取的也是抹布主义，需要洗地时拿来用用，不需要则扔在一边。早在1876年，日本使臣森有礼就告诉李鸿章：“和约没甚用处”，“国家举事，只看谁强，不必尽依着条约”。1887年，日本参谋本部陆军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也指出：“今日乃豺狼世界，完全不能以道理、信义交往。最紧要者，莫过于研究断然进取方略，谋求国运隆盛。”

相比之下，中国人对国际政治总是多了一层玫瑰色的幻想。早期外交家郭嵩焘认为：“夫能以诚信待人，人亦必以诚信应之;以猜疑待人，人亦即以猜疑应之，此理无或爽者。”这种心灵鸡汤，实在是只能麻痹自己的迷药。

对于国际政治的达尔文主义本质，不抱任何幻想，正是日本的务实之处。这根源于奉行实力主义和实用主义的“町人(幕府时代的商人)根性”，在“町人根性”的影响下，日本人基本不承认唯一正确的价值体系，也不认为有绝对正义。

对此有清醒认识的中国人，当属李鸿章，他在1870年就提出，“一仿西人所为”的日本“志不在小”，并且“近在肘腑，永为中土之患”。丢掉幻想，准备战斗，是早期尚能对日制衡的关键，而此后的自大以及自大带来的姑息，也正是甲午年之所以败北的战略根源之一。

很难说清我们这个民族，为什么总是记吃不记打。2020年东京奥运，与其说是给了中国可以“喘息缓和”的7年，不如说是划定了中日竞争冲刺的最后标线。从1945年起被刻意回避的历史怨愤和现实利益冲突，自2012年开始迅速病变，以目前的走势看，走向更大的冲突极难避免。吊诡的是，2020年正是中国一切“发展纲要”与“中期规划”的最终节点，这7年，正是已经走入深水区的中国改革最为艰难的时期，无论政治变革、社会变革还是经济变革，压力、风险都相当巨大，这无疑亦是外敌最可下手的“窗口”时期。中日之间擦枪走火的可能性，在可见的将来只会不断增加，枕戈待旦尚且不及，哪里还能喘息？倘或天真地认为奥运能令日本收起自己的利爪，就如同“九一八”事变之后相信“国联”能够制约日本一样，再度吞下姑息的苦果。

对于国际政治的博弈而言，奥运会只是一步极小的闲棋，并无任何实质上的杠杆意义。国际政治的丛林属性，与百年前相比没有任何改变，对付豺狼的唯一办法，只能是让自己也长出獠牙与利爪，才有资格选择决斗还是谈判。这个7年，“任”极“重”，而“道”却不“远”。▲(雪珥 作者是旅居澳大利亚华人学者)